11月27日，一艘轮船行驶在长江三峡白帝城水域。三峡工程蓄水后，位于重庆奉节县长江之滨的白帝城由“半岛”变成四面环水的“孤岛”。游客可乘船直达白帝城旅游码头登上白帝城，免去攀登石阶的疲劳；也可选择由奉节县城步行穿过新建的长300多米的风雨廊桥进入景区。 新华社发(周会 摄)

家住巴东县官渡口镇的“老梢公”谭邦武今年已97岁高龄，他自8岁时就跟着爷爷上船，在长江上击风搏浪80多年，见证了三峡的变迁和三峡船工的血泪史。两年前，他因一次意外摔倒，不得不告别船上生活，跟孙子住在了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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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三峡水库淹没涉及湖北、重庆两省市20个区市县的277个乡镇、1680个村、6301个组，有2座城市、11座县城、116个集镇需要全部或部分重建。全淹或基本全淹的县城有8座：湖北省秭归县归州镇，兴山县高阳镇，巴东县信陵镇；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，奉节县永安镇，万州区沙河镇，开县汉丰镇，丰都县名山镇。大部分淹没的县城1座：重庆市云阳县云阳镇。部分淹没的市区和县城4座：重庆市万州区、涪陵区、忠县忠州镇、长寿区城关镇。

　　有一次，王以培在长江边上一个快要倒塌的棚棚里，和当地农民一起看电视，放的是关于姚明的新闻。他突然感到特别难受：我们的媒体关心的是姚明在大洋彼岸进了几个球，而在长江——母亲河边，那么多房屋即将倒塌，那么多文化即将消失，却没人关心。“难道姚明抢一个篮板，竟比一座古城的沉没还重要？”

　　他说：“我始终觉得，历史中包含着未来，我们不能把自己连根拔起。”

　　两年前，我曾去过宜昌。

　　在江边的码头，几千农民正下船，上岸，换汽车。这个过程叫“翻坝”。他们挂着统一的胸牌：移民证。他们要换火车，迁往广东。

　　轮船的汽笛，新生婴儿的啼哭，小狗的狂吠……嘈杂的一切都已淡忘，记忆里只剩下移民胸前挂着的橘苗，三峡的橘苗，裹着三峡的泥土。

　　他们都从三峡深处来，他们居住的地方，我从未踏足。我当然不知道他们的故事，也没有兴趣了解。有阵子，我甚至想，他们生活在最闭塞的乡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会有什么故事！

　　但是，我错了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王以培，以及我的同事晋永权，5年来多次去三峡，他们用笔、用相机记录那些即将被淹没的村落，记录那些逝去的历史和被人淡忘的记忆。王以培说，在三峡深处，保存着我们这个民族的“文化基因”。随着江水涨起，这一切在渐渐沉没。

　　他们彼此并不认识，他们都坐着小船到过三峡的最深处，那些小村子，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。他们和那里的人们，一起喝酒，一起劳动，听他们的故事。

　　从他们那里，我第一次听到来自三峡的声音，那种能够打动心灵的故事。美丽的白帝城，因为那些卑微却精彩的小人物，在我心中复活。

　　心田白水溪

　　重庆万州上游不远的长江南岸，有一座新田古镇，那里流淌着一条白水溪，生活着溪水般的人们。

　　文素涵，新田人。根据新田一户文姓人家保存的完整族谱，文素涵一家是文天祥的后代。明朝末年，为躲避兵灾而迁入四川，挽草为业。

　　每天清晨，文素涵都来白水溪边挑水，一担水一块钱，挑到镇上，大约要走10分钟。

　　他每天路过的文家小学，是文家祖上的宅子。这里本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谭洸所建造的府邸，谭后来降清，封项化侯。后来家道中落，由他子孙出面，把宅子卖给了文家入川始祖。文家从此分给各房子孙，到现在已经十余代，近400年。

　　1962年，文素涵的父亲文润昆响应国家号召，“向祖国教育利益看”，连文书都没立，便将大院转给文家小学，全家搬进了6间小屋，而这6间小屋，又有2间被人占住。原新田小学校长李明德，还专门为此写过一个证明，记录了文润昆的义举。“我想当时学校迁移，若非文姓明了大义，牺牲小我利益，才将房屋掉换办妥。今天岂能被人侵占，有失党政威信。”

　　因房屋被占，文润昆多次交涉，写了很多诉状，都没有起作用。1988年准备打官司，但法院认为超过期限，不予受理。他病重时说：“死也要吊一棵大树！”1990年，文润昆去世。家人按本地的习俗，请人来唱了孝歌，将他安葬在文家大院背后的松树包。

　　文家大院原是整个新田镇最大的一个院子，正厅悬挂着一个匾额，上写“文魁”二字。有两个大天井，每个天井旁有两个小天井，里面还有鱼池和一些花草。房屋一楼一底，是传统的明清式建筑。进门即是果园，果园里有柑子树、桂圆树和柚子树。文家大院的柚子最出名，每瓣6寸长，有木梳那么大，一手只能拿一个，又甜水分又多，从来不卖，只馈赠亲友。

　　文素涵文化水平不高，但他父亲文润昆却是博学之人，他身后留下大量文稿，就连文素涵也未曾读尽。里面记录了文家历史和当地掌故、风俗。他写道：

　　……头，树有根。文姓，……起来也不过10来家。……也没有多少公共的事业……完整的资料（即族谱），关……一代讲一些不完全的掌故……我们年轻时，又没出息，成天……搜奇猎异，对于上一代的讲……。因此，很多有关家世的掌故，……一个梗概。1956年，父逝世后，悲痛……父亲遗留的一些书信、账本、片纸……感到倍觉可亲，心灵上得到无限的安慰……起下了一个念头，想将父亲和我这一代……记点于笔墨，以便代代流传。这也不过是想下一代记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罢了……

　　在新田，王以培听长辈说起文家和文润昆的遭遇：“润昆婚礼那天，杀到一头乌骨猪。按当地说法，这是好兆头，预示着这一家今后会交好运。可是润昆公的命运如何呢？”解放初期，他作为新田镇首届人民政府的文书，说服了“想不通”的父亲文郁章老先生搬出文家大院，将祖传400年的故居献给国家，献给了新田小学。1957年因病（肺结核）辞职回家，后来又带病到五桥教民办小学；教了两年又回家种田。这期间，他每天在茶馆里说书（挣得到一些钱），并写了大量文字，大部分都是申诉材料，也有一些小说、诗歌，如长篇小说《晚稻田的风波》，但手稿遗失，还有那份珍贵的回忆录……

　　有人说文先生心高气傲，没有处世经验；有人说他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。孤灯下用心血缀成的文字终于传到今天，虽然只寥寥数页，而且残缺不全，但先生的遗愿却清晰呈现，一如文家年复一年写在门上的同一副对联：“信国家生远，潞公世泽长”。中屏：“一元复始”。

　　每当王以培看见或想到文润昆先生的遗作，尤其是那一大堆至今没有寄出的申诉材料，心情总难以平静。“在时代的洪流中，个人的意愿以至于公理、正义，往往在一时间难以实现，甚至被扭曲、遗弃，而身处其中的人该如何应对？润昆公一辈子委屈，一辈子不服，后半生一直在孤灯下奋笔疾书，最后仍无果而终，抱恨辞世；只有文素涵，我的好兄弟，尽管多数时候仍沉默不语，但乐于挑水，乐于劳作，将文家的精神化在汗水之中，又将白水溪挑进心田，传给人间。”

　　无论在阳光或月光下，在新田老街或白水溪边，一听见口哨声就知道是文素涵来了。他为人正直、善良忠厚，新田人都叫他“老实人”。而在王以培眼里、心中，他却是文天祥的化身，他的生命中流淌着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水的精神、玉的精神———水总在最低处，利万物而不争。玉总是那么纯洁，不被污染，代代相传。

　　白水溪边，王以培和文素涵一起，为文润昆“烧袱子”。这是祭祀祖先的一种形式。文润昆留下的遗著里，曾详细地记录了“烧袱子”的方法和格式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王以培临窗写作，忽然飞进来一只紫色的大蝴蝶，翅膀上的花纹像一对大眼睛。他生恐是梦，取来相机拍照。次日讲给文素涵听，他毫不为怪。因为在当地人看来，这是祖先的“通灵”。

　　2004年8月，文素涵一家迁往广东增城市石滩镇。而父亲和爷爷的坟墓仍留在新田。由于松树包地势较高，三期水位也淹不到。